商标恶意抢注问题是商标行政诉讼案件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在多个条款中均对其进行了规制。相比于《商标法》第十三条（驰名商标保护）、第十五条（代理人、代表人抢注）、第三十条（在先申请）以及第三十二条（在先使用）等涉及保护特定主体权益的条款，《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行为损害的是不特定主体的利益以及公共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以欺骗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属于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不正当手段’。”

同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第17.2条规定，适用《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一般需符合下列条件：（一）适用主体是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人，但有证据证明诉争商标现注册人与申请注册人之间具有特定关系，或对于申请注册诉争商标的行为具有意思联络的除外；（二）适用对象包括已经注册及申请中的商标；（三）诉争的申请注册行为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以其他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核心要件）；以及（四）申请注册行为不仅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

在研究总结我们自行代理的和其他大量涉及“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抢注商标的案件基础上，我们认为该类案件的核心策略是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来证明诉争商标申请注册人的行为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

一方面，抢注商标的数量是认定“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基本要素。《商标审查及审理指南》根据不同的抢注行为将其表述为“多件”商标或者“大量”商标，而《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则将其表述为“多件”商标。从文义上解读，“多件”和“大量”在数量上应有所区别，但目前的法律法规中未能提供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因此，在个案中需要结合抢注商标的数量、涉及的商品类别、抢注商标的比例等因素来具体认定。另一方面，该条款的适用也需同时考察若干定性标准，包括在先标识的知名或显著程度、诉争商标与在先标识的近似程度、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是否有合理的来源和解释、诉争商标所有人的商标意识程度、诉争商标所有人是否有真实使用意图、诉争商标注册人与在先权利人是否位于同一区域、诉争商标所有人是否存在兜售商标或提起恶意诉讼等明显主观恶意，以及诉争商标所有人申请注册的商标被驳回、不予注册或者无效等情况，进而综合考量、判定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是否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相应地，为证明“以其他不正当手段注册”的情形存在或者不存在，案件当事人应就前述多方面要素进行举证、论述或者反驳。

大量司法案例亦表明，法院在适用“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规定时，对定性和定量两方面一般要同时进行考察，而不仅仅只是关注申请注册商标的数量。

由上述案例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在审查案件当事人申请注册的商标数量的基础上，法院往往同时审查其他多方面因素，既定量又定性，以保证审判更加全面、客观、公正。同时，定量与定性孰轻孰重有时需要进行平衡和选择，换句话说，在涉案商标数量未能达到多数或者一般案件中适用的标准时，那么定性问题就很可能成为案件审理的关键。

《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是打击商标恶意抢注的有力武器，代理该类案件时应综合多方面事实与其他要素，结合法律要求，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举证和论述诉争商标申请注册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的情形，从而实现最优的案件效果。此外，2019年11月1日施行的《商标法》第四条增加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的内容。通过前文分析可知，第四条增加的打击商标恶意注册的内容以前一般都通过适用《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来进行规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本次修法前我国并没有法律条文明确指向及规制商标囤积行为。

在修改后的《商标法》于2019年11月1日实施后，如何厘清两个法条的适用关系，有待于通过法律实践和相关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意见予以明确。我们认为，《商标法》第四条在制止商标恶意抢注的表述和指向上更为明确，并可以适用于商标申请、商标异议和商标无效宣告等程序，通过审查关口的前移来进一步打击商标恶意抢注行为，因此，其势必在打击商标恶意抢注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法律适用上来讲，原则上能够适用第四条规制的行为，就不需再适用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而仅将该条款作为绝对理由的兜底条款来弥补法律可能出现的漏洞。同时，对于修改的《商标法》生效之前（2019年11月1日）的恶意抢注行为，考虑到法律的溯及力问题，仍需适用《商标法》第四十四第一款规定进行规制。